| 两汉之际，四柱预测学理论的初建及王充的禀气说——范传忠
如果说，西汉时期四柱预测学理论的初建多形而下总结的话，那么到了东汉王充禀气说的创立，使我国的命学理论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
王充继承前人唯物主义观点，主张气的一元论，他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万物差别的根源在于禀气的不同，"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王充《论衡、物势篇》），这本是进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但他机械地将自然界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但他的禀气说又形成了神秘的宿命论的自然命定论。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寿夭、贵贱、贫富、祸福的东西，是最初"在母体之中"禀受的"自然之气"，这在一个人获得生命之时便已形成了，就象草木的形态良莠决定于种子，鸟的雌雄强弱决定于鸟卵一样，人的命运所包含的一切都决定于最初禀受的"自然之气"，。他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胚胎在母体所禀受的气的厚薄，"夫禀气厚则体强，体强财其命长；气薄财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短寿。"（王充《论衡、气寿篇》）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变的。人的寿夭如此，命禄也一样。所谓"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王充《论衡、命义篇》）它不决定于人的才干贤愚等后天因素，决定于人最初偶然所禀的自然之气。自然之气有厚薄之别，所禀之气，厚者命贵，所禀之气薄者命贱。因此每个人的命禄是先天之气注定的。"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王充《论衡、命禄篇》）所以命贵的人和别人一样学习，只有他能做官；和别人一样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别人一样做生意，唯有他能发财，命贱的人则做样样事都徒劳无益，白白遭罪。吉凶也如此，"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王充《论衡、命义篇》）命当富贵，可以逢凶化吉，常安不危；命当贫贱，祸殃并至，常苦不乐，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
王充的自然命定论的理论是针对董仲舒的"天命论"和神学观而发的。他的"气一元"说的唯物主义观点对"天命观"当然是个有力的抨击。
从殷周之际让我们的先民们望而生畏的"天帝命定论"到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的确立，又从两汉之际的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到王充的"自然命定论"，无疑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然而任何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化样式的理论的形成，都不能归之于某一个人的作用，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文化背景。
王充"禀气说"的唯物主义观点虽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囿于时代的局限，他不懂人的生理现象和动物的生理现象有着根本的不同，简单地以自然现象类推社会人事现象，"禀气说"的至命弱点是忽略了人后天的主观能动性及勤奋努力积极进取的精神，从而陷入了神秘的"自然命定论"的泥坑。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和王充同时代的王符继承了王充"禀气说"的自然观，指出"千里之马，骨法虽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于器；士而弗仁，不成于位"《相列》。这就是说先天所禀赋的命禄没有后天的努力也不能实现。王符的"策马论"从根本上说，人的命运是"天地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贫富者也"他的这一见解，虽然谈不上在王充的"禀气说"基础上的一个飞跃，但起码是对王充自然命定论的一个重要修正和补充。
王充的"禀气说"为命理学的发展与其说是奠定了理论基础，不如说是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当时《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宇宙模式和董仲舒"天人相副"的出现，对今后命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