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他说，中美两国相隔遥远，经济水平和文化背景差异很大，需要增进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不同民族的语言各不相同，而心灵情感是相通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其合理内核往往是相同的，总能为人类所传承。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对人类进步作出了贡献，应该彼此尊重。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因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加可怕。我们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

温总理深刻地洞悉到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因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加可怕，敏感地觉察到新的世纪里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理性地前瞻了文化因素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坚决地主张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温总理的讲话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际关系中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必须理解和正视文明的冲突，体现了我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对我国制定外交战略与发展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正是由于文明的冲突现实地存在着，我们才呼唤文明的对话，联合国才要组织专家研究文明对话的可行性。当前美国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的理论，举世哗然，批评者众，和者少，但其价值却无人能够忽视。

亨廷顿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者说核心国家—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在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是不可避免的存在。

亨氏担心东亚儒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文明可能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最严重挑战，尤其担心它们在对抗西方文明方面的联合。其实这可能不单是亨氏个人的想法，也不单是西方学术界和政府的想法，更可能是西方社会广泛存在的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无非是亨氏敢于第一个吃螃蟹而已。

据英国外交部2003年12月初公布的战略文件说，在21世纪初最有可能影响英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可能的思想冲突将来自宗教和文化。宗教信仰正在重新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推动力。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副主任、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因在西方的技术和价值面前的双重失败而复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东亚经济增长奇迹带来的东亚文化和价值观的自我伸长可能会对西方文明构成最大的挑战。

日本学者船桥洋一于2003年11月27日在《朝日新闻》发表《中国“和平崛起”论》，文章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崛起的方式往往比崛起本身对世界的影响更大。速度、方向、意识形态以及更为重要的对世界平衡的影响，会给其他国家带来疑虑、戒心、嫉妒和恐惧感，引起反抗和反作用。19世纪末的德国和20世纪初的日本惊人的飞跃发展，就引发了原有势力激烈的反作用。“中国崛起”同样有可能引起上述各种反抗和反作用。人口规模、低工资、增长“大跃进”、生态灾难、市场至上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而且有朝一日“与美国摊牌”，这些都被认为是“改变现状的力量”，可能引起各国的不安。

文明冲突论是对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冲突和战争的现实观察的一种理论提升和未来警示。亨廷顿反对李慎之认为的“‘文明的冲突’是一种说着说着就会自动实现的带恶兆的预言”，他认为文明冲突论不是一个可以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自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亨氏认为他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观察和理解世界政治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的政策范式，这一范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关注，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另外，亨氏期望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全球文明的对话和共存。亨氏认为文明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文明冲突现实的洞见和有效地制定出防范文明冲突的政策基准。

亨廷顿认为文明是文化的实体形式，在一般的含义上，文明基本上等同于文化。构成文明的因素是多元和多层的，如宗教、语言、种族、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时段来看，谁也不会否认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或多或少的文明的冲突。纵观500年来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崛起史，在一定意义上说，简直就是西方文明同其他文明冲突的历史。当然西方文明也存在着亚文明的差异，更存在内部矛盾和内部冲突，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几乎把20世纪变成了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大死亡世纪”。但经济利益冲突并不能否认文明的冲突。如果要从基本利益的角度来分析，文明的冲突也许可以看作文化利益的冲突。

西方的忧虑是基于东亚儒教文明区域魔术般的经济增长与东亚区域的日益一体化而导致价值观的自我伸张，以及中东伊斯兰文明区域的人口爆炸和向全球的人口流动。文明冲突危险的根源在于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均势的变换。如何消除这种文明冲突的危险？亨氏认为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有赖于文明区域，尤其是文明核心国之间遵循三个游戏规则，即避免原则、共同调解原则和求同原则。避免原则要求核心国避免介入其它文明的冲突，共同调解原则要求核心国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层线战争，求同原则要求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寻求并努力拓展与其它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只有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才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障。

文明冲突论的政策含义，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任何一国，尤其对东亚国家，特别是对中国，有着弥足珍贵的参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既然文明的冲突是现实存在的，那么，如何重估和发挥文明区的核心国家的协调作用；其二，既然西方文明的兴起曾经造成了与全世界其它文明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如何防范其它文明崛起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西方文明对其它文明崛起故意设置障碍，还有文明区核心国家的崛起对整个文明区有没有一种辐射、激励、示范和整合的功能。

就东亚和中国而言，既然西方担心东亚和中国的崛起可能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那么东亚和中国有没有必要使西方解除这种忧虑？有没有必要说明我们的观点？如何在外交战略中体现我们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本上奉行“韬光养晦”的和平外交战略，最近我们越来越强调“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和“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在历史上英国和美国曾经一度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战略，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和平崛起”战略。

我们反对文明的冲突，但我们也不得不正视文明的冲突，不得不正视其他文明对我们的认知心态，尤其是西方文明对我们深刻的防范和恐惧心理。“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就是一种成功地应对西方和周边文明忧虑的、成熟的外交战略。

国内学者批评文明冲突论不是很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误会或曲解了亨氏的意思，要么认为亨氏不怀好意，鼓吹文明的冲突；要么干脆否认历史，认为文明没有冲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对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种族、宗教与地区冲突，不加分析，一概称之为利益冲突，实际上又仅仅指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已。

近来我国学者逐渐改变了曾经对文明冲突论的疯狂抨击，理性地对待文明的冲突论，并懂得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最近（2003.12）在上海召开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全国学术研讨会就透露出这种新的动向。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余新天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和范式，阐述了文化价值观对国际行为体的指导作用，并提出了以文化建构国际关系的新命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陈启能研究员从区域文明史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文明如何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和一种研究方法，为国际行为体的外交实践提供思考和借鉴。

王逸舟在《国际政治的又一种透视》中所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很大的弹性和延展性，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发现自己的批评点。极端的理论往往有极大的弱点，况且“文明冲突论”的预言与大多数爱好和平的人们意愿相左，招致广泛批评是情理中的事。当然批评大多还是落脚在学理上，如巴萨姆·泰比所言，避免妖魔化任何观点。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