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新京报》发起的关于敬畏自然的争论，其实双方是有共同点的，那就是在需要决策的时候，应该作出“科学的判断”，避免“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错误。问题是怎么保证科学的判断。科学界有种种行规，比如可以重复的试验结果。哲学界也有标准，比如可以证伪。可是当技术运用于实际，在具体的时间和场合，怎么知道什么决定是 科学的，什么判断是反科学的？

　　我的记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那是科学大张旗鼓的年头，其标志是我国派出了很多优秀青年留苏，学科学，回来搞科研建电站，大办理工科大学。这一代人至今是我国最坚定的科学派，他们聪明、理性、上进、自信。他们相信科学能够回答所有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那时的豪言壮语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到上世纪50年代末，先是搞过一阵全民打麻雀，把麻雀赶尽杀绝，后来又搞全民大炼钢铁，结果却没有炼成。最不可思议的是紧接着各地都亩产万斤了。有科学家计算出来，根据科学原理，亩产万斤是可能的。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个谜：为什么大家都信了？那个时候不是提倡科学的吗？

　　这个经验告诉我，别人言之凿凿说的科学，即使出于科学家之口，即使别人都信，也不一定是真的。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仍然是“向科学进军”的时代，我们这一代在那些年里成长起来，我们的口号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那一代跟着前一代，自信满满，什么也不放在眼里，一边批判西方的遗传学、宇宙学、爱因斯坦相对论，一边上山下乡，移山填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现在我们说，那是不堪回首的岁月。不过，你要是以为那时候的人们在反科学，可就错了。恰恰相反，那时候的人以为自己才是科学的，干什么都讲科学当头，即使学大寨，平地堆土造梯田，也是“要科学种田”的。

　　可见，并不是我们自认为在搞科学，嘴上说科学，做出来的事情就一定是科学的。

　　上世纪80年代搞开放，终于走出了孤陋寡闻的蛙居，可是突然又觉得来一次洋跃进是可能的，似乎后来居上就在眼前了。

　　那是提倡“科学决策”的年头。一下子就有那么多人发现自己就站在科学前沿，要么不搞，要搞就一下子搞最先进的。

　　据权威科学家说，未来的科学是人体科学。这是一次由科学家倡导的科学进军，是上得了讲台，进得了殿堂的。特别值得记住的是，倡导这一研究的是声名卓著的物理学家，而反对的人却被看成是受教条束缚，是搞文科的，根本不懂科学。

　　结果，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在我们国家，科学是“深入人心”的。不管你搞的什么，你得让人相信你是“科学”才站得住脚。一时间什么都成了科学。科学治病，科学健身，科学美容，科学算命。江湖上从来也没有绝迹的神秘信仰，也非得打出科学的牌号才有号召力。

　　没有一样东西会说自己和科学没有关系。科学的地位没有一个地方像在中国那么高，那是神龛上的地位。

　　反过来，你要打翻什么人，只要说此人“反科学”就可以了。

　　一个似乎不证自明的看法是，以往的问题也罢，错误也罢，人为灾难也罢，只是因为“违反了科学”，没有“科学决策”造成的。反过来说，只要以后“科学当头”，“老老实实照科学办事”，“科学地决策”，就可以避免这些错误和灾难。

　　好像大家都相信，科学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以前把事情办糟了，那是因为科学还没有掌握足够的规律，以后肯定有掌握的一天。等到掌握的一天，事情就决不会办糟。

　　比如说三门峡水库失利，那是因为科学还没有掌握水库的全部规律，现在掌握了，就没有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是那样自信，面对自然还有疑虑之心，你就是“不懂科学”，甚而以致“反科学”了。

　　我相信科学昌明可以启蒙，相信科技长进造福人类。我也学到，科学作为知识体系和思想方法，无时无刻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科学同自然和社会的互动是复杂的。我的记忆还告诉我，即使有了科学，最好也不要那么自信，不要“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如果真的相信科学，那最好还是存个怀疑，多些谨慎和谦卑之心，多让别人发表不同意见，多看看不同方案，多记取别人的和自己的经验教训，少缴一点学费，较为妥当。

　　(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