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机场出事，由同一建筑师、法国人安德鲁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也被发现安全性有问题。我建议拆除蛋形圆顶，保留三个剧院和音乐厅骨架，费用不会超过五亿元。

自从蛋形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权被法国建筑师安得鲁「轻取」之后，中国建筑界掀一阵狂风，设计人员一窝蜂往「安得鲁之路」挤，个个「语不惊人死不休」、人人追求「视觉刺激」，以为「另类、新颖就是美」。然而，安得鲁设计巴黎戴高乐机场前不久发生坍塌，也爆出他在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中涉嫌舞弊和行贿的传闻，人们又顿觉天昏地暗，认为天安门广场圣地粘了一个「污点」。然而，从逻辑上说，巴黎机场出事，北京大剧院未必也有问题。究竟如何看待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感觉归感觉，而「事实」要以「事实」来说话。

首先，国家大剧院是「一稿两投」设计。一九九三年，安得鲁在日本大阪参加了水族馆的设计竞赛，他做了一个方案(见左图)：中间是一个半圆玻璃球，周围是一圈水。北京国家大剧院方案的构思，基本是这个方案的翻版。两个完全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建筑物，居然做成外形雷同的建筑物是绝对形式主义，也愚弄了中国的专家与人民。

其次，设计上也有严重问题。建筑设计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大型公共建筑的造型不能过于奇特，跨度也不宜太大。如果非要这样设计，那么配套的结构形式一定要经过多次修改论证，再经过模型摸拟实验，由小而大，有实验资料，才能实际建造。据我所知，国家大剧院的结构设计根本没有经过上述的程式和累积经验。另外，安得鲁设计的观众厅在地下十五米，剧场周围被五万吨水压住，一旦有火灾、地震或恐怖分子攻击，观众逃生的安全门通道太长，万一隧道有一点裂痕，水漏下来或再碰上电线，惨况不堪设想。

再说，剧院建在古代永定河的河道上，施工时就有大量的水喷出来，虽被强行封住，但后患难料。有人戏称，「惊动了土地爷，所以安得鲁设计的巴黎机场才会坍塌」。

对于安德鲁的这一作品，加拿大建筑大师、教授、哈佛大学双硕士麦·克伦批评道，「它的地理位置合适吗？它是不是完全属于西方世界的物品？但一点不科学，这应该是一个功能性非常强的建筑物，但设计人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品来做，大错特错！上面加了盖子，房子套房子，是在屋中打伞。结果需要高大空间的舞台上不去，要向地下挖六至八层楼，这是全世界建筑界有史以来最荒谬的大笑话。同时，因为大量的池水而有绝对的危机，如果这个建筑能建成，那全世界的建筑教科书都可以烧掉了」！

麦·克伦说，这「是一个愚蠢的构思、一意孤行地思考的方案。它是一个在西方绝对不会被允许的，反而在中国钻了空子，成为有机会能实现的方案。最后，我再次为我的强烈用词而道歉，但是我实在是为我所爱的一个国家而担忧，这方案会给中国带来羞辱。而其设计师也已经为此方案而声名狼藉了，这是一个将会站在那一百年的建筑，不像服装流行或一时的狂风热潮，请千万慎重考虑」。

贝聿铭等酷评安德鲁

国际知名建筑师贝聿铭曾指出，美国的林肯中心、肯尼迪中心或者百老汇剧院等歌剧院、音乐厅及剧场都是各自独立的建筑而且都直接从大街入出。这种设计的原则很简单；就是一旦有灾难，观众就可以一开门就是大街或室外广场。同理，如果蛋形大剧院的三个剧院、音乐厅及场都有演出，而一旦发生灾难的话，近万观众一起逃生的话，必定人踩人，踩死人！贝聿铭还指出∶如果这三个剧院、一个音乐厅中，仅有一处有演出活动，那么观众进入像机场候机室一样的大厅，到底是将所有的空调和灯光都打开？还是只开部分？如果全开必定太浪费，只开局部则温度不适中，周围也一片漆黑。

具国际权威、英国的建筑专业杂志《ARCHITECTURE REVIEW》发表社论《无法无天》，严厉批评安得鲁设计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因为设计了很多巨型纪念性的机场建筑，所以使他能在一个爆炸性（新闻）的北京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中，增强了他竞标夺魁的本领，但是他设计的戴高乐机场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混乱的候机室……这个形式有与北京市中心和其他任何现有建筑完全不协调的新纹理（new texture），他将他的奇才用来创造了一条随意和透明的通道。安德鲁安排了从水底下走入大剧院的一百米通道，所以你得先钻下去走过一个水下隧道，再走上去。虽然一个桥会更直接和更舒适，但是被他否定了……当你进入这个建筑物后，你会觉得你是在一种很熟悉的建筑形式空间里，那就是机场候机大厅，巨大的歌剧院、音乐厅、京剧院的外形都是这种被一候机大厅式的空间包围着，没有方向感，也不知身在何处，更不用说各个剧院的自我特色或个性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这是中国嘛。也许安氏已找到了他的完美的业主」。

作为安德鲁的同行，我认为，因为安得鲁是学道路桥梁出身的工程师，半路出家当建筑师，从没有设计过歌剧院和音乐厅，他是个设计机场的工程师，就把这三个歌剧、音乐、戏剧和有关的建筑物，用一个像机场候机大楼和飞机库式的建筑物罩起来。

如何善后？我认为，把三个勉强可以使用的剧院和音乐厅的骨架一起拆了，未免有点浪费。除非是建设部下令安全检查后，经修改设计后，仍然没有办法解决隐患。

总之，现在下决心拆掉它绝对形式主义的圆顶还来得及，只要牺牲大约两三亿元人民币的材料和施工费，再加上几亿元的为安全疏散而修改设计的费用，应当不会超过五亿人民币。我的设想是，如果可以的话，不妨拆除那个圆顶，再在安全疏散的设计上进行深入的修改；主要是解决如何从地下十五米，穿过周围五万吨水而逃到地面上来。显然一定要加一些桥，使观众可以从水里逃生。

国家大剧院事件令我浮想联翩。中国其实有很多杰出的建筑设计师，体育建筑大师马国馨就是其中一位，只是国家给自己人的机会太少了。中国人心胸豁达，眼光锐利，只要是新的、但是一定要真正是好的建筑，都会受到赞扬。

金茂大厦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由美国SOM事务所阿坚·施密斯设计的，它完美地结合了中国的塔和竹节美的神韵和现代高科技。为二十一世纪贡献了中西文化结合的新生文化。金茂大厦获得建国五十周年、上海十大优秀建筑第一名（二十一名评委中十七位是中国人，而且不记名）。我反对安得鲁的设计，不是因为他是法国人；是因为他的设计太烂！太危险！太浪费！

且看人家韩国如何做事。从一九八八年奥运会起，韩国就把该届奥运会的总建筑师柳春秀等人，逐步栽培出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师。他是韩国人唯一获得剑桥大学院士头衔的人。二零零二年世界杯赛场国际设计竞标，他拔了头筹。韩国人像培养自己的大宇、现代汽车、LG、三星电子产品等知名品牌一样，培养和保护自己的建筑师。

培养中国设计大师

我们中国除了贝聿铭前辈以外，真的没有能和国际大师平起平坐的建筑师吗？我们不能再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要在建筑市场对国际开放的同时，向掌握着工程项目的政府官员和业主呼吁，请不要把外国月亮夸得太圆。应当真正为「三个代表」着想，对栽培自己民族的建筑师做点贡献。否则，猴年马月才能诞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设计能力）、中国品牌的建筑大师？国内建筑界在引进发达国家的设计思想和方法时，一定要将传统文化赋予一个再生的生命，融合到现代科技中去，这样才能产生具原创性的建筑设计。

我不禁想到中国的前领导人周恩来，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对中国的建筑方针也提出好的建议，那就是，「经济、实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追求美观」。众所周知，近二十多年来，西方已开始崇尚朴实大方、亲切和「回到重视基本功能（Back to Basic）」的建筑，其实这就是中国哲学阐述的「大美无言」和「大美无形」的理念。也请大家记住，现代（包括后现代）建筑的金科玉律是∶形随功能而生。时装表演的服装毕竟不能穿来上班啊！

作风务实和以身作则的中国领导人，停建了由荷兰建筑师设计、非常不合理、形式主义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又取消了瑞士建筑师复制在慕尼黑二零零六年世界杯赛场的「鸟巢」或「速食面」的屋顶。我相信中国领导人一定有智慧处理好国家大剧院。

中国风水勘舆预言剧院命运

建筑环境心理学，就是中国的勘舆学。专家李燕早已预言大剧院风水不妥，是非不断。

国际上很多建筑学院都有「建筑环境心理学」，其实，中国的勘舆学即「地理风水」，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建筑环境心理学」，这是学界绕不开的大课题。

清华美院即前中央工艺美院教授李燕，是中国易经学会会长，也是一位佛学大师。他对国家大剧院的观察是∶此地是风水中的「爻卦」位置，将来必有不断的是是非非。他更预言∶这个像坟头的建筑物，一旦施工，有相关的人会莫名其妙死去。

结果，设计师魏大中去世了。国家大剧院方案第一轮评选的时候，我是评委之一。魏大中的设计方案得到七成五评委不记名赞成票，获得第一。他的方案非常好，建筑物跟周围环境很协调，又很「洋气」，富丽堂皇，雍容华贵。但这个第一名被安得鲁不明不白「抢」走了；还要配合这个法国「桥梁道路工程师」画施工图。魏大中之死是抑郁而终啊。前年，我曾问他为何不拒绝？魏只有一声叹息∶「你是自由之身啊！我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啊！」后来，大家都看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坍塌，又是两个中国人不幸遇难。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为什么偏偏让中国人摊上枉送性命呢？

这可不是国家大剧院「是是非非，没完没了」吗？李燕说∶「上天给了我一种预警的能力，但是我经常不希望我的不好的预言会真的发生。但是……唉！」

（彭培根小档案∶一九四三年出生于安徽，四九年到台湾。青少年时熟读儒、道经典，信奉「世界大同」及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大学建筑及都市计划系学士，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硕士，担任国家大剧院首轮设计竞赛评委，受聘为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唯一的台籍委员，与人合作参加二零零八年奥林匹克会场规划设计竞赛，获佳作奖；八二年至今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